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
他的格物致知之学，其最终结果是使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71]，实现内外合一、物我合一的境界。爱是人的本真的内在情感，但是，在未能将爱施之于万物之前，是不能言同体的。
至其极才是格物的根本要求，不能尽其极，就不能说是真正的格物。义之和处便利是说利还是利，并不是以义取代利，但是合于义者才是正当的利，不是专讲利而无义之利，更不是害义之利。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总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如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豺獭之报本，雎鸠之有别，曰仁兽，曰义兽是也。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
齐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尽处。无私而公，就能平等地对待万物，同情和爱护万物，这便是万物一体境界。则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熔之世也。
在康有为的思路中，为了保全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在保有清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或乃不知孔子实为儒教之祖。6.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页。44.章太炎虽是国粹派的重要人物，但他对于孔教会的态度并不能代表国粹派的一致立场。
[104]无非是试图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谋取利益而已。[13] 刘禺生的回忆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楚学报》当为《正学报》之误，章太炎虽然写过许多仇满文字，但并不在这个时期。
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轿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92] 章太炎揶揄说：康有为如果是一个真诚的公羊学家，就应该主张向满族复仇。及到最下一级，便是委吏乘田，也将求去做了。然后给清帝上书，得到关注，自炫受殊知。
见：《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当时张之洞反对公羊家所提倡的平权思想，先是写作了《劝学篇》，再则办《正学报》来系统驳斥康有为的思想。康有为提倡民族融合论反对排满革命自有其现实考量，在他看来，接受满洲所开拓之疆土是推动现代中国国家建立的前提。
的确，章太炎曾经做《春秋左氏传》的《叙录》，专门驳难主今文学的刘逢禄，不过很显然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阻碍章太炎被康梁的维新思潮所感召，[2] 当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组织强学会，章太炎也出资加入，并因此得到汪康年和梁启超邀请加入《时务报》任记者，章太炎也决意要发表争论，推进变革。在《正仇满论》中，章太炎指出，他主张革命，是由于理势所趣。
29.章太炎：《翼教丛编书后》，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51页。47.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440页。
[98] 这或许是康有为在印度流亡的直接经验所带给他的启示。离开湖北之后，章太炎又回到上海，先前供职的《时务报》，汪康年与梁启超相争，最后梁离开，汪将《时务报》改名《昌言报》，聘章太炎主持笔政。看上去历史民族的观念与公羊学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有类似的地方，但仔细分析，其区别甚为关键。其二，康有为认为对于境内的少数民族，应该采用公羊中内其国的策略来融摄，而未来的太平世，各种族必然平等。春秋不释奠，望朔不释菜，文庙无奉祀之官，学校撤圣师之位，则废孔教之祭祀矣。革命乃社会之公理而非为汉族之复私仇。
一直到汉武帝和汉昭帝的时代，儒家的无鬼神的立场才逐渐丧失。同为黄侃日记中记载道：行可日前言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
[30] （一）孔教问题是康章的死结 章太炎在诂经精舍的时候，细读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并反复强调他反对康有为要做教主的企图。在1922年给柳诒征的信中，他承认自己因为跟康有为学问、为人的不同而产生的对立情绪。
他说：今革命民主之方，适与中国时地未宜，可为理想之空言，不能为施行之实事也。这样的现象也是康有为、章太炎在各自的建国目标下所担心的局面。
盖浅陋迂谬之经生，而出之以诡诞，加之以悖逆，浸假而大其权位，则邪说狂煽，必率天下而为无父无君之行，臣不知其置于皇上于何地也？[27] 曾廉说如此狂悖之人，应当斩之以塞邪恶之门，这样天下自安。这个举动表示了他自己不臣满洲的立场，从而与康有为的保皇党之间实现了决裂，甚至是梁启超也几度游移自己的立场，[69]有一部分激进的康有为弟子则直接投入革命派的阵营。）的确，林少阳看到了这些矛盾的存在，但这并不是含糊，而是复合层次的呈现，体现出自相矛盾的样子。夫老墨诚圣人，然能支配四百兆之人心否耶？夫以孔子为宗教家，徒以其乏形式耳。
在今文家看来，六经为孔子所作，乃是因为孔子有德无位，因此与其垂之空文，不如见诸史料来阐明治国之道。他说康有为： 其字则曰长素。
昔者《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在认为国家是压抑个人的装置方面——因为在理论上根本否定国家方面——他更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者相近。
[11] 冯自由设计的梁鼎芬与章太炎的问题，看上去是量身定做的，因为并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得出康有为有想当皇帝的念头。只是在章太炎看来，光绪皇帝连自己的权力都难以施展，怎能担得勇武之名。
章太炎对梁启超的论证做了反驳，他说光绪并非梁启超所描述的那种圣主，光绪所进行的改革也非真正为了民权，只是为了巩固满族统治而已。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63] 在章太炎看来，以往的历史著作，主要关注政治社会，对于器物的制作和发展的工艺却缺少关注。这个会议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
康甚至认为满汉并设，是有利于汉人的做法。在这个阶段，康有为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等文章，继续阐发他的改良立场、民族观念和他对未来中国的理解。
章太炎与康有为对于满汉关系的另一个争论点在于如何理解满族统治之下满汉是否平等，汉人在清朝时期是否是满族人的奴隶。[51] 在第二篇《孔教会序》中，康有为说，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羡慕欧美，但不知道欧美的发展是政治、物质和教化的并立，而政治与教化则是互相依赖的。
当其无道，则中国亦谓之夷。先生曰：‘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